個人心理分析

針對時任總統賴清德與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的決策，可從政治心理學的「政治現實主義」（Political Realism）與「風險決策」（Risk Decision-making）來分析。對他們而言，面對一個在國會中處處掣肘、被其支持者視為「濫權」的在野聯盟，長期的政治僵局可能比發動罷免所帶來的短期社會動盪，對其執政基礎的傷害更大。

賴清德總統的決策風格，展現了高度的「目標導向」（Goal-Oriented）特質。他可能評估，唯有透過此激烈手段，才能打破僵局、鞏固領導威信，並為下一次選舉重塑政治版圖。這是一種高風險的政治賭注，其決策背後是「損失規避」（Loss Aversion）的心理——即避免「執政無能」標籤的損失，遠比追求「社會和諧」的收益來得更為迫切。柯建銘總召作為資深操盤手，其動機則更偏向黨團利益與權力鞏固，將罷免視為重奪國會主導權的「策略性武器」。

集體心理分析

對於民進黨員及其支持者而言，支持大罷免的集體行為，可由幾個關鍵的社會心理學概念解釋：

• 內團體/外團體偏見 (In-group/Out-group Bias): 支持者將自身歸類為守護台灣民主的「內團體」，將在野黨立委標籤化為與外部勢力唱和、破壞民主的「外團體」。在此偏見下，對外團體的攻擊（罷免）被合理化為一種必要的防衛行為。
• 動機性推理 (Motivated Reasoning): 他們並非不知道罷免會加劇對立，但其推理過程受到強烈動機（保護己方陣營、打擊敵對陣營）的驅動。所有資訊都會被篩選和詮釋，以支持「罷免是正義的」此一結論，而忽略或貶低可能造成社會動盪的負面後果。
• 道德義憤 (Moral Outrage): 在野黨的國會改革法案被支持者詮釋為對民主程序的踐踏，激發了強烈的道德義憤。這種情緒能量成為動員罷免的強大燃料，使得行動本身超越了理性的政治算計，成為一種「替天行道」的道德使命。

因此，他們並非「不知道」會造成撕裂，而是在其集體認知框架中，這種「撕裂」是捍衛核心價值的必要之痛，其責任完全在於「外團體」的挑釁。